巴金的背景（巴金的繁星的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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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巴金的背景
• 2、巴金的繁星的写作背景
• 3、巴金的个人资料？？？急！急！急！

巴金的背景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04年出生。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参加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来到上海、南京，进东南大学附中，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和鲁迅有交往。曾任《文学季刊》编委，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与靳以合编《文季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二至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在的呼喊。如他自述所言:“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巴金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荡着二十世纪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风范，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这样的艺术形象已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多少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镜鉴，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

——巴金晚年创作的思想漫笔《随想录》，是一部五卷本的忏悔录，是对自身以及周遭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大胆揭示。尽管与年轻时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真理的寻觅与维扬，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随想录》的发表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唤吁的人格品质。

套用托尔斯泰评价卢梭的话“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来形容巴金先生，那是一点没错的。生涯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巴金，他曾是多少代青年的航标与动力。爱与恨，泪与血，人性、良知、热诚，是巴金先生丰碑一样的著述及其为人所表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质与基调。《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颠峰之作，势必如行星常运，放射出他永不熄灭的光芒！

巴金这个笔名得来，据专家研究，是因为先生青年时代酷爱俄国革命作家、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有心追随之，故出此寓意。这个研究大致不错，但据巴金自己的诠释，意义稍有出入，他之所以取巴姓，则在纪念一位留学法国姓巴的北方同学。这位曾与巴金朝夕相处的同学因人生的苦闷在法国项城投水自杀了。这个消息曾使巴金非常痛苦，由此赋予永怀。

不管笔名如何得来，全世界的巴金读者都知道，巴金重要的创作生命中所信奉的是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人道主义如今已没有多大分歧，然而安那其主义一直争议较大，也是巴金生命中一段时期遭遇麻烦或非议较多的辞源。“安那其主义”源出十八、十九世纪的民本主义与空想主义哲学思潮，常译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巴金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与当今人们常用的这个带有贬义的名词意义相差甚远，安那其主义的本义是反对封建的强权与专制的禁锢，倡导一种理想的平等、自由、博爱、唯科学知识是尊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巴金为什么步入文学道路就找到了安那其主义的门径呢，那正是由于他生长于封建的专制社会与旧家庭，在沉闷黑暗甚至充斥血腥味的精神压迫中渴求身心的解放与健全，故而带领他步入文学圣殿的首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富有理想与激情以及俄国革命时期富有检讨与献身精神的思想家、文学家。像罗曼·罗兰、卢梭、福楼拜、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斯妥耶夫斯基都是巴金崇敬的大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对他“人类至上”的观点有深刻的影响。而古典的唯美的传统流派不为巴金所好，甚至被他扬弃。原因都在于他创作时代内心涌荡着反抗的激流，如他自述：“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海行杂记》）

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在的呼喊。（“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是为他胞兄写的，那时他大哥深陷封建家族不能自拔，拿着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做着无谓的牺牲，巴金希望大哥也勇敢地走出“家”来，做封建家族的叛逆，这些话他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希望以情动人，打动胞兄的心。结果是小说无意间被朋友带回国内发表了，虽然打动了不少读者，大哥却沉陷难返，不久终于自杀于家中。这给巴金创作的不朽名著《家》带来了直接的动因。

巴金的创作心境一直是较为苦闷甚至是郁悒的，虽然他努力战胜自己，排除脆弱，甚至内心时时呼叫着法国悲剧革命家丹东的名句“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来激励自己，但是他不能摆脱封建社会与家庭自来投给他心灵的沉重阴影，他无法廉价的乐观与浪漫，所以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悲剧的调子，如他自述：“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们的灵魂。于是忧郁在我们心上产生了。这个黑影渐渐地扩大起来，跟着他就来了种种的事情。一个打击上又加第二个。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最后是悲剧的结局。一个一个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忆给别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忆》），这既是巴金心历的苦难史，又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基调。

事实上巴金离开他的家乡四川成都很早，十九岁那年抛家出走，东进上海求学，继而负笈法国，以后除了有数的几次返乡探亲，巴金差不多长居东方之都上海，从事他贯穿一生的文学著述、编辑工作。但短短的十多年家乡生活亲历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巴金生命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素材与情感波澜所在。

《雷》、《雨》、《电》、《家》、《春》、《秋》、《憩园》、《寒夜》、《忆》等，巴金小说、散文代表作，差不多都是描绘的封建家庭悲剧以及那里面的殉葬、挣扎与反抗。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这样的艺术形象已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多少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镜鉴，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巴金的文学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富有活力的人文风景之一与宝库。可以说，一个没有读过巴金的读者，他是不可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二十世纪旧中国城市家族伦常风俗与况味的。

虽然巴金的《家》题材极似古典白话小说《红楼梦》，但风格上几乎看不出后者的影响，原因如前所述，巴金创作的圭臬是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革命文学而非传统古典文学。虽然从小在母亲身边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兄妹同学间也得到传统文学的营养，但巴金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荡着二十世纪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风范，这样的选择虽然使巴金的文学字句间少了些传统的吟讴、圆熟与回味，却给现代文学带来一种全新的样式与冶荡的春风。正如四十年代的法国学者明兴礼指出的一样：“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作者个人的经历的叙述，在很多青年心中引起了共鸣。为什么《家》会有这样的收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她代表了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见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这是非常切题的分析。事实上他说明了，巴金先生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和他的哲学人生思想选择相吻合的，即抛弃、背叛旧有的贵族利益，以博大的精神与爱心投身与拥抱普通民众，以含泪带血的心声来彻底唤醒他们。从而追求一个纯净美丽的平等世界。虽然这样的努力在后来也曾遭人批评为“空泛的爱心与人类至上主义”，但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对巴金强求“指出道路”的导师的作用，那是不切实际的。文学的目的原来在于揭示问题、畅扬人性，不可能要求每个文学家都充当思想领袖的权贵。而巴金的作品，描绘出旧中国家庭的深刻悲剧，这就已经完善地表达了他作为作家的天分与良知。同时代的鲁迅当时对巴金的评价甚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是一位终身笔耕不辍、勤奋高产的作家，但在后半生创作中，小说创作基本停顿，这可能一方面是社会变革要加以适应的原因，二方面是创作高峰逾越后的休整期。尽管创作生活重心有所改变，但巴金奉行的“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的原则始终未改。他不仅以不朽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且身体力行，无私地关心与帮助祖国的社会改革与文教事业，近二十年来，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在世界文坛享有广泛而崇高的声誉。晚年创作的思想漫笔《随想录》，是一部五卷本的忏悔录，是对自身以及周遭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大胆揭示。尽管与年轻时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里边仍然看得出浓重的法国大革命时代与俄国革命思想家的影响。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真理的寻觅与维扬。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随想录》的发表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唤吁的人格品质。

巴金先生是现代中国的不多的文学大师、思想家之一，他以丰硕的文学成果以及一生坦荡无瑕圣哲般高贵的人品，向世人证明了爱心的价值、真诚的伟大，以及天才的光芒，他的名字必将与鲁迅先生等人一样，长留青史，像北斗一样在天空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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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繁星的写作背景

《繁星》的写作背景：
这篇文章选自巴金的《海上杂记》。1923年，19岁的巴金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到了上海，南京，考入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在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著名的“五卅”运动对他影响较大，他的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1927年1月15日，他乘法国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卫惠林同行，先后同船的中国学生计9人。他去法国是为了学习经济学，“向西方找真理”，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考察欧洲的社会活动。法国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当时欧洲的政治流芳者的庇护所。2月18日，“昂热号”邮船抵达马塞。19日巴金抵达巴黎。在邮船航行期间，巴金撰写了《海行杂记》38则。《繁星》是其中的一篇游记，写于1927年1月。

巴金的个人资料？？？急！急！急！

巴金:1904年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男，四川成都人。1921年肄业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7年赴法国留学，1928年回国。1949年后历任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及第四、五届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主编。中国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全国第五届人大常委，全国第六、七、八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少年作家班顾问。

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大家族。

1909年：因父亲出任四川广元知县迁往广元�在县衙内家塾就读。

1911年：父亲辞官，随父母返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涌入四川。

1920年：祖父病故。参加成都学界反对军阀刘存厚的请愿及集体罢课活动，这是巴金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1921年：参与编辑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以“芾甘”为名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1922年：七月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巴金发表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1927年：一月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二月抵巴黎，沿途写有《海行杂记》三十八则。译著《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　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他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1928年：八月，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署名“巴金”。九月，译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译著托洛斯基《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载于十月十八日《东方杂志》第十五卷。此文是“巴金”署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

1933年：出席傅东华举办的《文学》创刊宴会，席间第一次与鲁迅、茅盾见面。

1934年：一月回上海。《巴金自传》出版。

1935年：四月五日晚，日方警察突然搜查巴金住房，巴金被带进警察所关押了十四小时，事后写散文《东京狱中的一日记》。

1936年：与上海爱国女子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　结识。

1937年：编辑《文丛》月刊，共出两卷十二期。参加上海文艺界欢迎回国的郭沫若等人大会，发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1938年：到广州，全力筹措《烽火》，改为旬刊在广州复刊。萧珊高中毕业来到广州。

1944年：与萧珊结婚；夏，何其芳自延安来渝，领巴金到曾家岩拜访周恩来。

1945年：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三百多人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巴金初次见到毛泽东。十一月，由重庆到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化生活出版社。十二月，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　生于重庆。

1946年：与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联名发表《致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书》。与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永久和平。与茅盾、叶圣陶等二百六十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

1949年：参加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0年：七月，儿子李小棠出生。参加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前往波兰、苏联访问。

1952年：以全国文联组织“朝鲜战地访问团”团长的身份率团访问朝鲜前线，会见彭德怀司令员，写完《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1955年：参加中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反胡风问题。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介绍上海文艺界反胡风情况。

1956年：赴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全国整风开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成都视察，这是其解放后第一次回故乡。赴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

1961年：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

1962年：率中国代表团赴东京出席第八届禁止氢弹、原子弹世界大会。巴金建国前文学创作的十四卷文集出齐。

1965年：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与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第二次访越。

1966年：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上海作协“造反派”抄家。

1967年：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1968年：频繁遭到批斗。

1969年：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神曲·地狱篇》。

1970年：被编入上海文化系统某团第四连到奉贤县“五七”干校从事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劳动。

1972年：萧珊病故。巴金返回上海。

1973年：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去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看大字报。

1977年：恢复写作权利，出席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出席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1978年：开始写创作回忆录。

1980年：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东京访问。率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去瑞典参加第六十五届世界语大会。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1981年：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得到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丁玲、臧克家、曹禺等作家的赞成和支持，成立该馆筹备委员会，巴金、谢冰心、曹禺等九人为委员。

1982年：意大利驻华大使塔马尼到巴金寓所宣布一九八二年“但丁国际奖”授予巴金。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获由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法国荣誉勋章”。

1984年：患“帕金森氏综合征”，写出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

1987年：“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活动在北京图书馆隆重举行。

1988年：老友沈从文去世，抱病写作《怀念从文》。

1990年：获前苏联政府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作家敬慰奖”及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奖。

1994年：着手进行《巴金译文集》的整理和校阅工作，因脊椎压缩性骨折，住进华东医院。

1999年：因呼吸道感染突发高热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送华东医院抢救成功，但因年高体弱病情反复，从此未能出院。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

2003年：巴金百年寿诞，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巴老身体状况稳定。

2004年：上海和四川举行小规模的巴老一百零一岁寿诞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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